梦回敦煌，择一事，终一生

　　钟祺

　　“就在天的那边很远很远有美丽的月牙泉它是天的镜子沙漠的眼星星沐浴的乐园。”中学课本对敦煌的描述，对文物流失海外的痛心，给很多人的心里种下了一个梦。当身临其境到达敦煌，看到风沙浸染的古老关隘，车辙阡陌的黑戈壁滩，洒满夜幕的漫天星辰，闻名遐迩的莫高窟、月牙泉，那份冲击更加深刻。

　　敦煌一词，最早出现于《史记·大宛列传》张骞给汉武帝的报告中：“始月氏(ròuzhī)居敦煌、祁连间。”公元前111年，汉朝正式设敦煌郡。东汉学者应邵在注解《汉书》中解释了敦煌的含义：敦，大也。煌，盛也。自丝绸之路开辟形成，敦煌逐渐成为河西走廊中联通东西方，汇集商品交易和文化交融的“咽喉锁钥”。季羡林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再没有第二个。

　　作为敦煌最负盛名的文化瑰宝，莫高窟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兴建，形成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的巨大规模，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如今，每天到访莫高窟的游客熙熙攘攘，景区人头攒动，但当讲解员带领有限数量的人群进入黑漆漆的洞窟，关门打开手电逐幅讲解，所有人的目光聚焦到色彩虽略微黯淡，但依然栩栩如生的壁画或彩塑，近距离感受灿烂生动的佛经故事，雄伟瑰丽的山川景物，衣袂飘举的飞天佛像以及当时生产劳动的各种场面时，那一瞬间，仿佛隔绝了外界一切喧闹，穿越上千年的历史长河，回到洞窟开凿之初，僧人和画工迎着日出日落，在此虔心供养、潜心创作的时刻。余秋雨说，莫高窟可以傲视异邦古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层层累聚。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活。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

　　被莫高窟魅力吸引的，还有一代代的专家学者，不同的是，他们选择了坚守，而且是在艰苦环境下长达几十年的坚守。典型代表先有敦煌学的奠基人之一、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长常书鸿。1935年秋，留学于巴黎的常书鸿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信手翻阅到伯希和编辑的《敦煌石窟图录》，从此与敦煌结下不解之缘。他毅然放弃法国舒适优渥的生活，在1943年辗转跋涉到达敦煌，筹备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那时的敦煌满目黄沙，荒凉百里，只能住在破庙土炕，滴水成冰，缺衣少粮，条件艰苦得让人难以想象。面对经费拮据、物资匮乏、人手短缺乃至妻子出走，常书鸿以对敦煌艺术的热爱和恒心坚持下来，用毕生心血传承与发扬敦煌文化，他带领研究人员清沙筑墙、整理资料、修复石窟塑像、临摹历代壁画，为敦煌的保护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被誉为“敦煌守护神”。

　　后有现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的樊锦诗。成长于上海，求学于北京的她，实习时到过敦煌，被洞窟里的璀璨震撼倾倒，在1963年毕业时毅然接受分配，在最青葱的岁月选择来到物质条件依然极其落后的大漠深处。刚开始，樊锦诗并不认为自己会长久待下去，那里环境恶劣，而且丈夫和孩子都在远方。随着时间的流逝，敦煌却渐渐成为她生命中不可割裂的一部分，宁愿放弃数次调动工作的机会，与家人骨肉分离长达19年，倾尽一生扎根敦煌。五十多年间，樊锦诗对敦煌每一寸壁画、每一寸彩塑都如数家珍，带领科研人员在石窟考古、佛教美术、文献研究等很多领域取得新成果。因为深知用泥土、草料、木料、颜料制成的壁画和彩塑，会慢慢走向衰老消亡，她还积极推动数字敦煌建设，极大提高了敦煌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的现代化水平，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被评为42位国家勋章和荣誉称号获得者之一。

　　樊锦诗在给北大新生的信里写道：“我几乎天天围着敦煌石窟转，不觉寂寞，不觉遗憾，因为值得。我这辈子就做了一件事，无怨无悔。”常书鸿也曾说：“如果真的再一次托生为人，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还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做完的工作。若有来生，我还是要守护敦煌。”每次看到这些人的事迹，总是受到很大触动，他们以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战胜物质匮乏，数十年如一日保护和研究中国历史艺术，在这个浮躁的年代，这份执着和坚守更显珍贵。择一事，终一生，在岁月流逝中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当回首往事时，不因碌碌无为而悔恨，也不为虚度年华而羞耻，也许这才是不负此生。

　　(作者单位：温州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