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影《刺客聂隐娘》看唐风与和风的区别

　　韩若秦

　　对于《聂隐娘》这部小说，若要依原著的风格影视化，自然让徐克来拍是最好的。原著小说至始至终紧扣一个“快”字——快言、快行、快刀、快情，在景物渲染和心理描写上不着一笔，却在表现聂隐娘的“快”时毫不惜墨。

　　原著的背景只有“贞元”两个字，没太多废话，但从这紧张到窒息的两个字里，却能嗅到专属于中晚唐的那股气味——波诡云谲，暗潮汹涌。就像宇文所安在《晚唐》里描绘的:“十八岁的唐朝皇帝夜猎而归，正与宠臣们深夜欢宴。他出去解手回来，灯突然熄灭，随后皇帝本人也被消灭了。”在中晚唐，一切就是这么快。

　　小说沉浸在紧张的氛围里，表现在用文字都已经无法形容的“快”中，而侯孝贤的电影表现的却那么波澜不惊，景物渲染得几近“闲”宾夺主，令人诧异。

　　在侯孝贤的电影里，倒有一两分晋意，七八分和风，却不似唐风。侯导对唐人的生活态度与审美追求同日本的“物哀”“幽玄”混为一谈，使得整部电影充盈着小林正树的《怪谈》的诡异风格，从人物动作和语言的节奏，到画面的阴森压抑，无不如此，虽有华丽的唐装，却给人一股浓浓的和风，这是拍唐代背景影视作品的大忌。

　　唐风与和风是两种不同的风格。举个例子，跟中晚唐同时的日本平安朝时代，皇权旁落，武家滋盛，与大唐如出一辙。无独有偶，当时白居易的诗歌在两国都非常受欢迎，平安文士大江维时编辑的《千载佳句》里，就有一半是白居易的诗句。但有趣的是，大江有意剔除了白居易最引以为傲的讽谕诗，留下了白居易最闲适和感怀的诗句，甚至到了断章取义的地步。在日本，你只能也只愿读到白氏“闭阁惟有朝暮鼓，登楼空望往来船”这番感伤的诗句，却不愿读也读不到“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样深刻的诗。这正是中晚唐和平安朝的区别，也是唐风与和风的根本区别。白居易的闲适诗在他死后半个世纪就被文人迫不及待地拉出来批评，杜牧甚至毫不留情地说:“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以法治之！”相反，日本藤原公等人却将白氏的闲适诗作为其最精华者编入《和汉朗咏集》，几乎推崇到了宗教般狂热的地位，直到现在。

　　日本平安朝世卿世禄，没有所谓的官僚阶级，朝野之间几无沟通的管道，反映在文学上，则是上层人物一味地追求文学的雅趣风姿，故意与底层人隔阂开，避开了中国古典文学“下情上达”的经典传统。《枕草子》卷一第四:“不同的语言:言语不同着，为法师之言，男女之言，至于卑贱之人，必多废话。”《源氏物语》、《伊势物语》和《和泉氏部日记》等，都反映了在平安朝，朝廷越是衰败，公卿文士越是用所谓幽玄的精致的文化来麻痹自己。中晚唐则不同。唐诗到了中唐，才真正达到了创作的顶峰。这个时代的大诗人们有一个共识，就是诗歌要为反映社会现实，即诗要载道，所谓“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所以才有了白居易的《秦中吟》《新丰折臂翁》等讽谕诗，以及元稹、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人针砭时弊的诗作。唐人关心时政，韩愈会在宪宗面前极力反对迎佛骨这种萎靡不振的自我麻痹的行为，刘禹锡更是恣意嘲笑公卿贵族们赏花吟月这种不关心民间疾苦行径。赏花吟月迎佛骨，这些在日本，他们却认为是打紧的正事，更没有什么比今夜中宫腰带上不入时的花纹更令他们头痛的了。所以，唐代发展不出幽玄的文化，中国人骨子里也没有幽玄的基因，有的只是不拘小节的拓落和忧国忧民的覃思。所以，我们看不到唐人裴硎在他的传奇《聂隐娘》里描写风花雪月的景致，也没有含蓄到模糊的对白，只有直率、流畅、省净和点到则止。

　　所以，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只是篇日本俳句的合集，没有唐诗。

　　(作者单位：苍南县人民检察院)